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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怪圖記》中的奇幻生物


北京晚報訊 自二〇一七年七月起,臺北故宮博物院釋出了七萬張歷史文物影像,這個數值每季度還將遞增五百張,許多藏品首次露出真容,其中,《海怪圖記》赫然在列。

海怪圖記》是清宮舊藏,但其內容頗為怪異,與清宮所藏的其他博物類畫譜的畫法迥然其趣。該畫冊使用中國顏料,色彩明豔,而在具體畫法上,卻使用了點陣狀的細密描繪,這更接近於西方的畫法,而冊頁式的裝裱,綾子外框,又全然是中國畫的形式。

海中動物在此冊中有了一次小規模的聚集,除了花色繁多的魚類,還可以看到海豹、鯨、烏賊、魟魚、龍、飛魚,以及一些難以確認的未知生命。舊有的博物學傳統在這裡已然失效,與歷代流傳的影像系統也未有繼承關係,顯然,它來自陌生的場網域。其中一頁蓋有「宣統御覽之寶」的鑑藏印章,這是末代皇帝溥儀翻看《海怪圖記》時留下的印記,此外,除了木版封面上的書名「海怪圖記」和標記年份的「戊辰」字樣,在三十六頁的圖冊中,沒有任何文字題記,這又給斷代增加了難度。宣統帝的鑑藏印並不能說明《海怪圖記》繪製於宣統年間,其時間可能更早。按干支紀年,每隔六十年就有一個「戊辰」,時間的座標在《海怪圖記》這裡顯得遊移不定。

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在其《清順治康熙二帝外記》中提到一段逸聞,康熙皇帝曾經與海怪有過一次交集,南懷仁記道:「有幾位來自朝鮮半島的朝鮮人前來覲見康熙皇帝,他們帶了一隻活海豹進獻給皇帝。康熙皇帝召見我前去檢視,詢問我歐洲的書是否曾提及過這種魚,我回答皇帝說,在北京耶穌會的圖書館中,有一本書裡有張畫像,並有相關的敘述。皇帝聽了之後,立即要求將書送來。」

書送來了,果然有海豹的影像,與朝鮮人進貢的海豹相符,康熙帝「甚為高興」。在康熙帝看來,珍禽異獸全然是陌生而又奇幻的經驗,而動物作為一種「物產」,又可納入朝貢體系之內。海怪來自殊方異網域,遊蕩在帝國之外的波濤中。知悉其名稱與習性,即作為知識的需求,又能滿足獵奇心。


海怪圖記》或許就是在朝鮮進貢海豹之後繪製的,所依照的藍本,正是傳教士所帶來的西方博物學著作,比如在瑞士的博物學者康拉德·格斯納(Conrad Gessner)所著的《動物志》中,可看到《海怪圖記》中的半數動物,在造型上幾乎一模一樣,只不過前者是黑白線條的版畫,而後者改繪為繁複的彩繪。其他影像也各有出處,皆可從早期的西方百科全書中找到蹤跡。然而有趣的是,這一時期以及更早的西方著作,也對海洋動物的細部難以掌控,許多動物的細部來自想象,真實的海洋動物也會扭曲為海怪

不難想見,在《海怪圖記》的繪製過程中,西方傳教士的圖書資料起到了關鍵作用,負責繪製的,也應是教士中善於此道者,宮廷畫師或也參與在其中,按照宮廷畫冊的慣例,提供了材料,限定了尺寸格式。這無疑是一次奇異的合作,身處宮禁之中的皇帝,案頭從此多了一冊海怪圖,翻檢之餘,奇形怪狀具備,或許也會暗暗吃驚,海上的風波險惡,這是皇帝所難以想象的。

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來華,本為傳教,卻帶來了西方的技術與文化,西方海怪在此時也流入中國。在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進獻給萬曆皇帝的《坤輿萬國全圖》中,噴水怪獸出現在波濤中,其原型是鯨。在地圖中繪製動物,是歐洲地圖的常例,《坤輿萬國全圖》中的海怪形象,則來自更為久遠的歐洲傳統,在瑞典地理學家馬格努斯繪製的《海圖》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噴水怪獸的形象。清代畫家聶璜在《海錯圖》中繪製的井魚,也曾以西方的畫像為藍本。

這些意味深長的影像互滲中,海怪的流傳也往來穿梭,如果說《坤輿萬國全圖》中的海怪只是零星的碎片,那麼,到了《海怪圖記》出現之時,歐洲海怪在中國有了較為集中的亮相,雖然它們稍顯陌生,但這並不影響人們對它的興趣,畢竟,相對於日常經驗,海怪無論怎樣都是新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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