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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鐵球與高壽仙等先生再商榷︱如何在史料體系中解讀歷史的細節與案例


原標題:胡鐵球高壽仙等先生再商榷︱如何在史料體系中解讀歷史的細節與案例

浙江師範大學胡鐵球教授所著的《明清歇家研究》,引起明清史及社會史學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探討,頗獲好評。不過,高壽仙、範金民等學者,對該著一些史料的解讀提出了質疑,認為有誤解與過度解讀史料的嫌疑,為此,在《光明日報》連續刊發了三篇商榷文章,即高壽仙《準確把握歷史的細節和碎片——也以明清歇家為例》、範金民《誰是明清基層社會的支配力量——兼評〈明清歇家研究〉》、高壽仙《怎樣在史料體系中理解歷史的細節和碎片——仍以明清歇家為例》。胡鐵球則認為自己並未過度解讀,我們期待通過學者們相互論難,推進史學研究的發展。

文︱胡鐵球

歇家的記載極其繁多,但多為片言隻語,而歇家本身的概念、功能、涉及的領網域等又極其複雜和廣泛,故解讀起來非常艱難,若不仔細斟酌,極易誤讀,甚至歧義紛爭。若想較為準確地把握歷史的細節和特點,精深的微觀研究必不可少,我相信,隨著歷史研究的推進,類似歇家這種研究,將會越來越多,因此如何解讀好歇家,應具有較典型的意義。我私下認為,高壽仙先生之所以不厭其煩與我商榷某些歇家段落的解讀,不僅僅是因為這些細節解讀關乎整個體系的立論,更多是基於上述原因的考慮。


如何在史料體系中解讀歇家?我與高壽仙先生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不得不迫使我們認真思考如何才能正確地解讀史料,以便使我們更接近歷史的真實。高壽仙先生在《怎樣在史料體系中理解歷史的細節和碎片——乃以明清歇家為例》一文(《光明日報》,2017年11月6日十四版)中指出我解讀史料的五處硬傷,現商榷如下。

青海來丹噶爾城的內蒙商客

一是關於「解人犯」的主語是誰?高先生認為「解人犯」主語是「外府州縣」,而我認為其主語是「歇家」,誰對誰錯?首先錄原文如下:「禁止保歇。省會府縣歇家最為作奸犯法之藪,故定例,歇家與衙蠹同罪,法至嚴也。其在省會府城者,外府州縣解錢糧,則包攬投納使費,更有洗批那(挪)移之弊。解人犯,則包攬打點行賄,更有主唆扛幫之弊。」假設按高先生理解,主語是「外府州縣」,不是歇家,那麼「包攬打點行賄,更有主唆扛幫之弊」也是「外府州縣」所為,這便無法理解了。若「解人犯」主語是「歇家」,那麼「包攬打點行賄,更有主唆扛幫之弊」為歇家所為,而這些舞弊行為正是歇家的一貫伎倆,如「江西歇家之害甲於諸省……如指稱打點,扛幫詞訟」;「主唆扛幫之人,歇家、原差居十八九」,諸如此類史料可列出百條以上。要解讀好上述史料,首先要清楚「禁止保歇」是整段史料的綱目,在此綱目下,若歇家即具有押解犯人的職責,又有「包攬打點行賄,更有主唆扛幫」等弊端,那麼便可斷定「解人犯」的主語是歇家無疑。「打點行賄」「主唆扛幫」是歇家慣用伎倆,無需多言,至於歇傢俱有解犯人的職責,這我在《明清歇家研究》已經證明了,高先生也承認了歇保職責之一是押解犯人。


實際上,歇家不僅有解人犯職責,甚至有捉拿犯人的職責。如嘉靖年間,江西巡撫張時徹言:「但凡裡甲應投或詞訟到官,即拘歇家保領,遇有公事及問理幹對,責令拘提」(張時徹:《芝園集》別集公移卷五《禁約崇仁縣奸弊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八十二冊,566-567頁);又如崇禎十二年,張國維言:「趁(犯人)此際遁逃不遠……著囚屬歇家追緝」(張國維:《撫吳疏草·吳獄疏》,《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三十九冊,632頁);再如晚清青海地區,「為此仰歇役前赴加咱等四族會同隆務寺昂鎖、加咱等族千戶紅布人等上緊開飛彈壓該族番子,務須安靜住坐,不許過河行搶為非滋事」,「倘有不遵者,著該歇役等即將該管千戶等押令來轅聽候本分府嚴加究辦」(《循化廳為不準隆務四族渡河搶劫的諭》 ,青海省檔案館 , 檔案號:7-永久-2663);而晚清檯灣地區的歇家「金廣福」,擁有私人武裝,其捉拿、押解犯人是常事,如「擒獲林李,並搜出利刀,登即鎖交金廣福押候……金廣福將犯押解到縣」(《淡新檔案》,檔案號:32102-001、32504-003,臺灣歷史數字圖書館)

二是關於「歇家」指稱的是「住所」還是「房主人」?原文如下:「傳諭口令、抄謄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別添禍福之說。每傳畢,差巡視旗於街上,或歇家,喚二三個軍來問之,照不知條內,查治所由。」高先生認為這裡的歇家是指「住所」,而我認為是「房主人」。我認為,按古代的書寫方式,若「歇家」解讀為「住所」,則斷不會出現一個「或」字,故這裡的歇家應理解為「房主人」。但高先生認為上述史料來源於戚繼光的《練兵實紀》一書,而《練兵實紀》一書六次提到歇家皆是指住所,這我不敢苟同,如上引史料中的歇家就是指房主人」,而戚繼光在其它史料中明確指出歇家指稱「房主人」,如《戚少保奏議·補遺》載,「各兵遠來……不幸有病,地方主家當為調理……應著原歇之家,領回撥理……調理不善,至傷本兵者,歇家抵罪」,又鄭若曾談「兵歇家」時,也說歇家為「房主人」,而這些史料我在《明清歇家研究》中解讀「兵歇家」的職能皆已經引用,目的就是告訴讀者,這裡的「歇家」指「房主人」。根據解讀史料一般通例,歇家概念包含了「住所」與「房主人」兩個,在任何一個史料中,不能輕易排除一種「概念」的可能,這與《練兵實紀》一書所載歇家多指「住所」沒有多大的關聯。

三是關於「國子監歇家」是否屬於「職役」的討論。高壽仙先生關於「國子監歇家」考證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引用該史料的最初版本《明太學志》,而我當時沒有看到,但歇家屬於「職役」這個結論,依然成立,因為其已列入役目,並有額定的名額。

四是關於黃善述等八人是不是歇家。隆慶五年,高拱在其《參處崇明縣民黃善述等保官疏》言:「看得崇明縣民黃善述、施泰然、張堂、龔九衢、袁時化、鬱倬、鈕堯、沈大鯨奏保縣丞孫世良一節。為照近年以來,黠狡成風,不惟有黠狡之民,而亦有黠狡之官,往往或因論劾,或因考語不佳,或被左謫,或被劣處,輒買求該州縣無籍棍徒數人奏保,多寫鬼名,稱頌功德,以為公論……今崇明縣縣丞孫世良考語甚下,且見被告訐,本部因推王官以示劣處,而黃善述等乃踵襲敝風,連名奏保,抄出本部喚審,乃寂無一人,乃於通政司查出各歇家姓名,行兵馬司拘審,又寂無一人,而歇家者,固鬼名也。即此,則不惟黃善述等詭偽可見,而孫世良之買求亦自可知。」事情的原委是:因崇明縣縣丞孫世良「考語不佳」,孫世良「輒買求該州縣無籍棍徒數人奏保,多寫鬼名,稱頌功德,以為公論」,這裡的「數人」暗指黃善述等八人,在明清史料中,歇家經常被稱為「無籍棍徒」,而後面又談到「歇家者,固鬼名也」,故上述八人皆是崇明縣的歇家。按明代制度規定,通政司管民間奏報,故上述八人的連名奏保先是遞到通政司,通政司再轉交吏部,吏部核查時,找不到這八人,於是叫通政司複核落實,這便有「乃於通政司查出各歇家姓名」之語,這裡「各歇家姓名」,指的就是上述八人。若是按高先生的理解,這裡歇家皆是在京城的普通客店,這連名的八人怎麼可能分住在「各歇家」?又京城歇家屬兵馬司(巡城御史)管轄,怎麼又會叫通政司「查出各歇家姓名」?因此這裡的「各歇家」就是指上述八人,斷不會是指京城歇家。按我的理解,「黃善述等詭偽」與「歇家者,固鬼名也」完全可首尾呼應,若按高先生將「各歇家姓名」解讀為「京城歇家」,那麼京城歇家的「詭偽」就沒有作任何處置,完全可以逍遙法外,這便不符合邏輯了。通看《參處崇明縣民黃善述等保官疏》最終處理結果,只處理了黃善述等八人以及縣丞孫世良,沒有一個字涉及到「京城歇家」,顯然這段話中的歇家指的是黃善述等八人。

五是關於「歇家」是指京城普通客店」還是「指在地方上包攬錢穀刑名等方面的歇家」。原文如下:「布、按二司,府州縣佐貳官並各正官,以事不在任者,行令巡按御史嚴核賢否得實,劾奏轉行提問,擬罪發落奏報。仍敕吏部,將應該考察官員預先案仰該城,取具歇家結狀。務聽說事面糾,以昭賞罰,以示勸懲,方聽其去。如此,庶幾大典不為具文,足以鼔舞人心,丕變士習,慰塞民望,弼成至理矣。」高先生認為這裡「歇家」是指京城提供住宿的「一般的客店老闆」,而我認為是指在地方上包攬錢穀刑名等方面的歇家。解讀這段史料的關鍵是「該城」兩字如何理解。

我認為「該城」是指各官原任所在的縣城或府城或省城,而非京城,否則無法理解「將應該考察官員預先案仰該城,取具歇家結狀」這句話,若歇家僅是為了防止地方官員在沒有考核完就提前離京,則「預先案仰該城」是何意?何況在我所蒐集數百萬字歇家史料中,未見過在京城考核官員時要「取具歇家」的史料,但在地方調查時,經常要「取具歇家」或熟知情況的相關人員,以便保證身份、事委、考評內容等方面的真實性。如上述黃善述等八歇家,顯然利用了自己在地方官員考核中有證明權的身份,希望通過向通政司投遞奏保的方式,來推翻崇明縣縣丞孫世良「考語不佳」的結果;又如明政府曾規定,「飭令幹差取具保家,以便傳喚質訊」;再如「應立保歇之法,細查殷實之家,赴部報名,取具該管地方保結」等等。根據上述史料,我認為,這段史料中的歇家是指在地方上包攬錢穀刑名等方面的歇家,他們對官員的底細很清楚,故在官員們正式考核前,需通過「該城(各官原任所在的縣城或府城或省城)」的歇家來調查取證他們的為官品行,即「取具歇家結狀」,以便在考核時能做到賞罰分明。

位於山東聊城的清代山陝會館

總之,解讀史料,是一個複雜的工程,以筆者研究歇家經驗,要解讀好歇家,首先要對歇家的概念、異名、經營方式、職能、作用等有一個系統瞭解,其次則要對商業、稅關、賦役、司法、倉場、考成等制度有較深入的研究,其三要對政府各部門的職能以及民俗民情有一個系統瞭解。我所說的史料系統,其內含包括了上述這些複雜資訊系統。只有掌握了上述整體的史料系統,才能將記載歇家的每個細節所能展現的歇家功能以及其內含的社會特性等揭示出來。不妨再舉幾個我與範金民先生解讀史料的差異以說明之。

其一,有關「禁革歇家」問題的解讀。「禁革」這個詞的含義非常複雜,在明代,所謂「禁革歇家」,多是指禁革歇家遊離政府,而在政府控制內的歇家,政府不僅不革,還賦予其許多職能,故將其稱為「保歇」「官保」「保戶」「保家」「保識」「相識」等等,且將歇家不斷地納入稅關、倉場、賦役、司法等制度體系中,廣泛建立起了「保歇制度」。到了清代,由於清政府力圖構建政府與納戶一一對應直接徵收的理想模式,開始禁止一切中間包攬,這種禁革,屬於「取消」範疇,但在實際運作中又取消不了,這便迫使歇家不斷更換稱呼以符合新制度的要求,如「禁歇家,則變其名曰傳催、曰裡書」等等,這時候的歇家才處於隱形狀態,即以另一種身份出現。除此之外,政府對某事下達的「禁革」越多,恰恰說明了該事的普遍性和嚴重性,如清初因士紳通過歇家經營包攬刑名錢穀的事,越來越普遍,因此清政府「禁生員」等告示越來越多,如「生員、衙役、宦僕不許攬充鬥戶」;「嚴禁生員出入公門」;「禁生員充當里長」;「嚴禁生員、監(監生)抗糧唆訟」;「禁生員攝約正務」等等。從明清文獻記載來看,政府禁革士紳、胥吏衙役包攬錢糧詞訟厲害程度一點也不亞於歇家,因此不能說歇家不斷被禁革,就說其勢力不大,這剛好恰恰相反,這也是我與範金民先生關於這一點解讀的差異所在。

其二,關於「新舊經營方式」在時空存在的關係問題。新的經營方式取代舊的經營方式,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新舊經營方式同時並存,毫不奇怪,故「歇家牙行」與「會館公所」同時並存是合理的,如青海地區的公所直到晚清民國時才興起,而且是從歇家中發展出來,史稱「歇家公所」,如「口外各番族來丹採辦糧茶,向擇土人之能操番語者,開設店戶充當歇家……嗣經設立公所歇家,專司其事」。又如湖北都昌縣,在晚清民國時,多在縣城建「祠堂」作歇家,這些歇家也被看作是「會館」,如「一個僅三千人口的縣城,開設保歇的高峰時就有六十來戶,五十四棟祠堂,既是各族姓氏打官司的會館,也是保歇之家」等等。查之全國,自萬曆中期開始,地方政府或鄉民曾嘗試設立「便民公舍」「里舍」「公館」「完米公所」之類的設施來取代歇家的職責,如「完米公所……系合邑糧戶捐置建屋,以便完米人丁寄宿之處」等等,這些皆說明會館公所與歇家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便是我為何不贊同範先生所認為的「歇家牙行」與「會館公所」不可能同時存在的理由。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案例研究盛行,這對深入理解社會特性具有重大意義,但把典型案例的研究視作整個社會的執行樣板,就有極大的風險。就訴訟等型別的案例而言,留下的,基本上是違法的案卷,而合法的則不會留下案卷,也就是說這種案例本身就排除了合法行為,而合法行為,在正常情況下佔絕大多數,是社會性質的真實反映,但不會留下記載,故案例研究必須在制度框架內來理解,脫離制度框架的案例解讀,其實就是一個意義不大的特例。打一個並不十分妥帖的比方,如目前我們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一般而言,沒有違反一夫一妻制的夫妻多數不會留下案卷,而重婚、婚外情等違反一夫一妻制的行為,往往因離婚、爭家產而留下大量的案卷,但就是你找到了一百萬個「小三」案例,也改變不了這個時代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社會屬性。

再如鄉紳、宗族等問題的研究,確有許多典型案例可以說明當時社會具有鄉紳、宗族社會的屬性,不過,非鄉紳、宗族社會結構也是廣泛存在的,這些非典型區網域也要額外關注和研究,且只有將二者進行對比研究,甚至要採用大資料的研究方法,將典型區網域與非典型區網域的實際範圍進行比對研究,方能清楚整個社會結構狀態和屬性。因此,我認為明清所有社會問題皆要放在制度框架內來討論,遊離制度框架,會與歷史真實發生背離,尤其要清晰認識到中國古代的專制社會,一直是由政府主導的社會結構。總之,解讀史料,即需熟知典章制度,又需儘可能將相關史料一網打盡,否則很容易犯一葉障目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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